泥土一锹一锹地盖在棺木上，发出沉闷的声响。我站在人群的外围，看着表嫂秀梅哭得瘫软在地，需要两个亲戚用力架着才勉强没有倒下。十六岁的侄子捧着遗像，眼神是空洞的，仿佛还没有明白，那个总是用粗糙的大手揉他脑袋的父亲，怎么就变成了一捧骨灰。 直到回程的大巴车上，车厢里安静得只能听到引擎的轰鸣声，我依然觉得这像是一场荒诞的梦。表哥建国，那个壮得像头牛、单手就能扛起一袋百斤重水泥的汉子，怎么可能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呢。 他没有绝症，每年的体检报告除了点轻微的脂肪肝，什么大毛病都没有。他也没有遭遇任何意外，没有车祸，没有工伤。夺走他生命的，仅仅是一顿饭，一顿再寻常不过的应酬饭。 表哥是个包工头，说是包工头，其实就是带着十几个老乡在城里揽点零活的苦力头子。这两年大环境不好，工程款难结。为了手下这帮兄弟能拿到钱回老家过年，也为了家里刚上高中的儿子和常年吃药的母亲，表哥把自己的腰弯到了最低。 出事的那天晚上，天气很冷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表哥接到一个电话，是那个拖欠了他大半年工程款的甲方老板打来的，说是晚上在某海鲜酒楼有个局，让他过去一趟，顺便“谈谈结款的事”。 秀梅嫂子事后红着眼睛跟我回忆，那天表哥本来已经换上了睡衣，正端着碗吃她下的热汤面。接完电话，表哥把碗一推，匆匆忙忙去柜子里翻出那件平时舍不得穿的黑皮夹克。出门前，他还从抽屉里抠了两片解酒药干咽了下去。 嫂子劝他，实在不行明天再去找人家，大冷天的，去了肯定又要被灌酒。表哥一边换鞋一边挤出个笑脸说：“人家张总能叫我，就是给了面子。今晚只要把他陪高兴了，那三十多万的尾款就有戏。底下兄弟们都等米下锅呢，我得去。” 谁能想到，这句“我得去”，竟是他留给嫂子的最后一句话。 那顿饭具体是怎么吃的，席间发生了什么，随着表哥的离去，已经无从考证。我们只能从那天同桌的其他人口中拼凑出一些零星的片段。据说，那天张总带了几个朋友，兴致很高。表哥为了讨好他们，主动承担了“倒酒”和“活跃气氛”的角色。 “建国那天喝得太猛了，”一个当时在场的熟人后来叹着气告诉我，“人家喝红酒，他喝白酒。张总说一句‘建国这兄弟实在’，他就端起分酒器直接干。三两三的杯子，他连着打了三个通关。后来大家都看出他喝醉了，说话都大舌头了，但他还是死死护着张总的包，说要等张总签完字再走。”